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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久違的拉美文學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我記得馬奎斯曾這樣說過,拉丁美洲作家都在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寫的是同一種現實,每個作家揭示著只是同一個現實的某個部分。

 

拉美文學總給人這樣一種不可單獨抽離而出的閱讀印象,自成一個魔幻現實的王國。 如果要在這個處處散發著神秘氣息的文學王國中找尋一位最早的國王,那就非魯佛(Juan Rulfo莫屬。

 

現在的我們早已熟知了馬奎斯和魯佛之間發生的故事。19617月,一個已經出了五本書,但卻沒有什麼名氣的作家來到了墨西哥。

 

當時的馬奎斯確實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不僅僅是他出了很多書依然默默無聞,更為重要的是他正處在一個寫作上的困頓期,他覺得他的寫作已經進了一條死胡同,他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縫隙,可以突圍而出。

 

好心的朋友推薦了他讀魯佛的小說。他先讀了《佩德羅·巴拉莫》(1955),那天晚上他讀了兩遍,再也忘不掉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自從大學十年前的那個奇妙的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間陰森的學生公寓讀了卡夫卡的《變形記》之後,我再也沒有這麼激動過」。

 

第二天,他讀了《燃燒的原野》(1953),「它同樣令我震撼」。 接下來的一年裡看,他再也沒法讀其他人的作品,這兩本小說集所帶來的震撼,無法言喻,「他的作品不過三百頁,但是它幾乎和我們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

 

某種程度上說,沒有魯佛短短三百頁的書,就沒有馬奎斯的《百年孤寂》。 但是換種角度可能同樣成立,如果沒有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發現魯佛的神奇魅力。每一個作家在繼承某種傳統的時候,同樣也在創造著自己的先驅。

 

馬奎斯後來回憶起遭遇魯佛的經歷總覺得有些奇怪,因為他對當代的拉美文壇很熟悉,但是卻從沒有聽人提起過魯佛。也許這和魯佛自身的經歷有關,1918年出生在一個小村莊里的魯佛,十幾歲時就來到了墨西哥城,一邊學習法律,一邊開始寫作,但是他直到三十年代末才開始發表一些短篇小說。

 

魯佛具有那種鄉下人的拘謹和孤獨,他對這個城市存在很深的隔閡。孤獨一度成為他生活的常態,他像卡夫卡和佩索亞一樣,甘心做一個小職員,白天從事著與寫作無關的工作,晚上在孤獨的燈光下默默寫作。

 

波赫士在評價他的時候說他「喜歡閱讀,孤獨,寫作,這樣的說法很詩意,但是任何人都明白,孤獨不是一種詩意的滋味。

 

魯佛是那種喜歡在孤獨中寫作的人,也許,換個角度說更為合適,寫作是他與孤獨對抗的唯一方式

 

因為這種特殊的經歷,他總是不斷地批閱、修改甚至銷毀自己的手稿,在近四十歲的時候才出版了第一本書《燃燒的原野》。 就這樣一本書,還是他一個要好而固執的朋友在他銷毀手稿之前,偷偷帶去了印刷廠。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兩年之後《佩德羅˙巴拉莫》也出版了,這本小說一度改寫了拉美文學的趣味,確立了拉美文學魔幻現實的基調,可是誰又知道這本書當時只印了區區兩千冊,而且其中有一半因為滯銷只能送人了事呢——回想一下,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在美國的出版幾乎有著相同的尷尬經歷——我們只能暗中感嘆文學改寫時代和歷史的不易。

 

不過,話說回來,魯佛的《燃燒的原野》從此也就籠罩在《佩德羅˙巴拉莫》的巨大的經典光環之下,彷彿魯佛橫空出世就寫出了《佩德羅˙巴拉莫》一樣。事實當然不是如此,也許我們該這樣認為,正是《燃燒的原野》中這十幾個短篇組成的系列,以某種形式預先展示了《佩德羅˙巴拉莫》的成熟與偉大,他們之間的親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如同馬奎斯發現魯佛一樣。

 

「我非常懷念我的童年和小時侯住過的地方。」胡安·魯佛寫道:「對那些年代的懷念永遠不會消失。後來,當你生活在現實中,面對生活時,我們會很不情願的看到,事情並非像你原來認為的那樣。你遇到的是另一種現實。懷念是一種衝動,使你會憶起某些事情。一心想回憶那些歲月,這就逼使我寫作。」

 

寫作的衝動源於對童年和家鄉的念想,懷舊一度成為了魯佛小說中主題,但是這種懷舊很顯然具有了一種虛幻的特徵。《燃燒的原野》彷彿預示了魯佛的寫作極為矛盾的開篇:一個具有濃烈詩意和懷舊情結的象徵,經過了魯佛超現實一般的生花妙筆卻變成了某種殘酷現實的表徵——記住了,是殘酷的現實,不是魔幻的現實——這也許就是我們讀自魯佛伊始的拉美文學與他們自身觀感之間的最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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