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灣最會講故事的人——吳念真 @ 誤讀

　　文：鐘瑜婷攝影：張豫　【南都周刊】

　　許久前，張藝謀第一次見到吳念真，直言，「很多人說我一臉舊社會，念真，你也差不多。」

　　台北大直區，這是吳念真首次接受大陸記者專訪。但大陸觀眾對他這張「寫滿台灣人愁苦」的臉並不陌生，前幾年他去遼寧，有女孩一眼認出他，把他嚇個半死。

　　這場專訪或許來得有點遲。台灣散文家小野曾說過，「你要了解台灣的小說和電影，竟然不認識吳念真？」

　　吳念真曾五次獲得金馬獎最佳編劇，號稱「吳金馬」。他幫三十餘位導演寫過故事，從個人風格強烈的侯孝賢、楊德昌、許鞍華，到拍商業片賺大錢的朱延平。有人說，「只要搭上他的金馬列車，提名最佳影片或導演就有希望。」他飾演《一一》中老實的男一號，在銀幕裡發怒，「什麼都是裝的，還有什麼是真的？」

　　1994年，輪到吳念真自己拍電影了，第一部《多桑》便獲得義大利都靈影展最佳影片獎。近些年，他的出鏡率高得令人嘆服，主持人、作家、舞台劇導演……這位「台灣最有魅力的歐吉桑」還是個廣告王，小S、陶晶瑩的廣告總量也比不過他。這事連兒子吳念謙都煩了，「買個飲料，也被剝奪不看到他臉的權利。」

　　今年，他五十八歲，新書《這些人，那些事》受台灣讀者瘋狂追捧，短短幾個月加印到了八萬冊，甚至出現團購。有讀者說，「我最反對煽情。可每次看他的東西就是要哭。」該書已初步確定將由譯林出版社發行簡體版。

　　鄉土煙火

　　個子不高的吳念真，最愛淺藍牛仔褲，兩手交叉抱在胸前。不笑的時候，臉往下一拉，雙眉稍蹙。

　　他出生在九份的礦工家庭，《悲情城市》曾在此取景，吳念真借女主角之口描述故鄉：芒花開了，滿山白濛濛，像雪。兒時，個子特小的吳念真常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雨霧中，走近一小時山路，等到了附近的小學，全身都濕了。

　　吳念真有「全台灣最會講故事的人」之美譽，這得追溯到入門師傅條春伯。九份礦區裡，全是為著黃金而從四方擁至的冒險型人物。條春伯是無數神奇人生的轉述者，連當事者聽了都涕淚。在條春伯的嘴下數次「身臨奇境」，吳念真相信：具有畫面感的通俗功力便可讓人快樂。一天，條春伯把吳念真叫到一旁，「我會死掉，到時村里就靠你讀信、寫信了」。寫信這事，也讓吳念真熟識了人情世故。

　　「不許念經」，吳念真被叔伯大姨命令，一定要用閩南語講述報上的故事。到今天，他仍討厭沒有生活感的「國語」，故意在戲中不放字幕，「就是要讓觀眾感受畫面。」

　　全村人靠礦吃飯，日子過得清貧。一日天晴，吳念真帶弟弟妹妹到山崖，望著抵達遠方的鐵軌。身為大哥，他許下未來，「等有一天我們去台北賺錢，家裡就不會沒錢買菜了。」孩子們臉上全是淚水。

　　他是心直口快到「不好惹」。《康熙來了》現場，蔡康永問吳念真，「你怎麼導了兩部電影就不導了？」不到兩秒，他嗆蔡康永，「你念了三年電影，一部也沒導過吧？」蔡康永彎腰大笑。過沒多久，他又頂撞主持人，「你很奇怪耶，那麼年輕，講話那麼老。」

　　一旁的吳念謙提醒父親，「不要這樣，有點禮貌。」蔡康永才知道什麼叫「一物降一物」，回家發表博文，題為，「治我者，吳念真」。

　　他自小不懼權威。曾經有段時間父親沉迷賭博，他認真地寫了封信去警察局告發，結果被暴打一頓。

　　《戀戀風塵》的中影修復版DVD花絮中，侯孝賢道：吳念真本名叫吳文欽，因女朋友叫阿真，他取筆名吳念真，意思是「不要再掛念阿真」。粉絲私下八卦，這究竟是念還是不念？

　　「有些事情永遠也不能放下。」情感之於吳念真，是大過一切。吳念真的礦工父親，最後只剩十分之一可呼吸的肺部，在醫院跳樓自殺。年老的叔伯們，堅持要給老友扛棺木。崎嶇山路上，吳念真盯著眼前肌肉緊繃、一步一抖的數只瘦腿，一路大哭。不是哭父親，是哭這生死友情。數年後回憶起，他臉部總僵硬，眼淚又出來。

　　念完初中，十六歲，吳念真到台北半工半讀。半夜牽著老闆的狗散步，遇到一位在牛肉店裡洗碗的小孩，兩人站著聊天便熟了。「人就應該是透明的。」他堅信。

　　「私人」故事會

　　在台北混生活，吳念真讀到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及司馬中原筆下的「狂風沙」，特別「無感」。直到他去當兵，黃春明的作品《鑼》讓他一下子醒了，「啊，原來文學講的是我們自己的情感」。

　　吳念真開始一種與周遭一切熱烈交流的寫作，「我要表達我的情感」。從小在礦村生活的叔伯阿姨，及到台北討生活時看到的眾生相，一點一滴入了他的小說和劇本。

　　1977年，吳念真第一個劇本《香火》，引起「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明驥注意，找他進「中影」。當時台產電影票房已陷入谷底，「中影」一改按資論輩，起用年輕作家小野、吳念真組成「二人小組」負責選材編劇。

　　「二人小組」想了個「快速製造導演」的策略：由幾個導演共同拍一部電影。 1982年，新電影開山之作《光陰的故事》即為該模式。正如《台灣新電影》作者、影評人焦雄屏所說：「新電影在中影內部捲起浪潮，雖然有一些客觀條件，但無疑編劇家小野和吳念真是其中煽火者。」

　　那時，吳念真跟侯孝賢、楊德昌等人混了個爛熟。侯孝賢剛拍了些成功的商業電影，成天穿著布鞋，頭髮長長的，像個小流氓。楊德昌剛從美國學了一堆理論回來，穿著一件T恤走來走去，上面寫著Herzog?、Bresson and Yang，「意思是，我楊德昌以後也要跟赫索伯格、布列松一樣等級。」

　　這幫人是台灣新電影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常常，晚上十點，侯孝賢、楊德昌等人念頭一起，便從台北出發，開四十多分鐘的車到吳念真在郊區山上的家。

　　大半夜的，一夥人湊著臉，觀摩託人從四處蒐集的電影。吳念真剛結婚的太太有潔癖，為防煙灰亂飛，只好拿個大花瓶，裝上水，供這幫「不務正業者」使用。

　　奇怪，為什麼大家都不喝酒？時隔多年，吳念真絞盡腦汁，想不明白。

　　這些人中，數楊德昌英文水平最好，常給其他人講解無字幕的外文片。有時他們看到日本新導演的電影裡只有對話沒有音樂，集體嘆服。看完電影，便瘋狂聊天，各談各的生命故事，內容無所禁忌。

　　意料之外的是，這些人的私人故事大多被拍成之後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之作。

　　侯孝賢不經意回憶童年，大夥說你拍吧。觀眾便看到了《童年往事》裡整個時代的記錄。吳念真的初戀受眾人慫恿，被拍成《戀戀風塵》。湊過這場私人故事會的，還有香港導演許鞍華。她吐了一連串複雜的家庭身世，吳念真寫下《客途秋恨》，電影裡張曼玉演女主角。

　　這幫朋友有著迥然不同的敘述風格。侯孝賢愛舉一反三，容易從生活片段扯到小說文本，而楊德昌偏理論，對話中常要丟很多東西給他抓感覺。「『唉，這個猛。』說明你刺激到他了。」

　　從吳念真「超級台語腔」出來的，更多是父親，以及父親那一代受過日本教育，卻在一夜之間必須變成中國人，所遇到的認同問題。他想找侯孝賢拍，侯孝賢只撂下一句話，「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拍。」

　　1994年，吳念真拍了《多桑》。許鞍華評價《多桑》，「父親性格的描寫細緻又動人，技術部分也十分老練。」但她卻認為，影片後半段從父親病重、跳樓自殺，身為人子的吳念真，完成父親生前一覽日本的願望，影片「失掉觀點，變得太私人且太情緒化」。

　　吳念真坦然，自己的故事當然有私人情感。但他也說，生命經歷，最多是提供素材。「我在《多桑》中講我爸爸，可那也是很多人的爸爸。」或許，如焦雄屏所言，疏離、靜觀從來不是吳念真的本性，他的電影就像他的人，是積極捲入，又熱切動之以情的。

　　這場「私人故事會」跟台灣新電影的寫實主義有莫大關聯。在原本以武俠、瓊瑤片為主的台灣電影市場，寫實風格得到極好反響。「觀眾坐在電影院，突然看到了屏幕中出現很醜的人，頓感熟悉親切。」

　　對於新電影運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衰落，吳念真說，「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發生，幾乎是靠著一幫走得太快的人，而台灣觀眾，至今也沒趕上他們的腳步。」

　　世界很奇怪

　　在台北呆了四十幾年，吳念真還是非常不適應。

　　「台北人很冷漠。」他想起二十幾年前的台北，隨處可見為夢想而努力奮鬥的鄉下人臉孔。近年，吳念真到上海去，一位學洗頭髮的河北女孩對他說，要努力，日後回家開一家有四張椅子的店。吳念真頓覺似曾相識，眼淚都要流出來。

　　大多時候，他對這個世界不能認同，蹦出口頭禪：「這很奇怪耶！」

　　Facebook上有十多萬粉絲，他每天會在上面表達感激或分享。可他又難以理解，「這個世界真是很奇怪，我寫得再悲傷，你都按『讚』？」

　　看政治人物表演，他想，少來了。朋友跟妻子因藍綠問題吵架，深感荒謬，他拼命搖頭，離婚吧。常常，他在電話裡大罵記者，「你畜生！我是跟你分享耶。」

　　年輕時，他讀克魯泡特金的《麵包與自由》、《互助論》，極為感動。他承認自己是克魯泡特金的信徒，有社會主義情結。「連動物都有相互關懷的本能。」

　　他遇到一位牛肉麵老闆，竟是當年半夜路上熟識的洗碗工。兩人興奮得不得了。這種友情，四十歲以後，吳念真再也找不到了，「人跟人認識，再也不是因了解對方的過去。」

　　2002年，吳念真二弟連碧東欠下千萬賭債，於車內引廢氣自殺。過了三年，長期患有憂鬱症的大妹連翠萍遭詐騙失財，燒炭身亡。

　　從那時開始，有些東西徹底失落了，吳念真開始認不得自己。一天早晨，他睜開眼，一個念頭閃過，生命為什麼這樣重複啊。厭倦得連牙齒也不想刷。

　　憂鬱症來了。他再也不回去九份，怪自己對畫面的記憶力太好，那霧氣、味道直撲而來，沒辦法承受。直到2010年11月份，因《這些人，那些事》出版，他才帶著四十多位讀者回去，「有責任在，我起碼不會沉浸在情緒中。」

　　他想，這個世界是無法被改變的。只好做比較有趣的事情。連商業廣告片，他也要拍出感情，很多觀眾看了都哭。2003年後，吳念真導演了舞台劇《人間條件》的四個系列，每次上演都滿座。演出前，他不忘提醒演員，「你們何德何能。」

　　他要透明，連悲觀也不掩飾。以揭露知識分子弊病為題的《人間條件》之四謝幕時，他明白地對台下觀眾說，「我知道，回去後，你們也不會變。」

　　吳念真還想拍電影，名字都想好了，《一清專案》，講台灣上世紀八十年代黑幫社會的故事。他堅信電影是給多數人看的，不過沒把握，只好「說說而已」。

　　除了跟觀眾在一起，他也需獨自療傷。從晚上十點到半夜三點，他總關自己在書房。為防失眠，臨睡前他總喝點威士忌。

　　南都周刊×吳念真

　　楊德昌很絕望，侯孝賢講感覺

　　南都周刊：當時你們在家裡看的電影，有偏好哪些片子？

　　吳念真：也沒有，都是各自喜歡的。比如我比較喜歡意大利新寫實的，像《偷單車》（又名：單車失竊記）。

　　侯孝賢一直想改變主流商業電影模式，他聽到很多國外留學回來的導演在講理論，他想，媽的這個我早就已經想過啦，自信就來了。到了拍《風櫃來的人》，爸爸看著小孩去上學，鏡頭回來，眼前的小孩已經長大，這在以前不會出現。楊德昌很絕望，從社會存疑到完全否定，最後《一一》比較溫暖一些。這個可能跟他看到的社會環境有關。

　　南都周刊：你跟楊德昌合作的電影有多部，有什麼感受？

　　吳念真：楊德昌很清晰自己的理論框架，並能找到社會故事去填滿。他的觀點很清楚，而且不能被打破，我們必須尊重他。但他的很多對白寫出來都像西方翻譯小說，有時我會幫他改得口語化，比如《一一》、《麻將》。

　　還是很懷念他，他EQ不好，但很聰明，是海峽兩岸最厲害的導演，能將自己的創作意圖表達得很清楚。

　　南都周刊：朱天文與你一起編劇《悲情城市》，這部後來引起巨大反響的電影，你們當時的真正拍攝意圖是什麼？

　　吳念真：《悲情城市》創作的出發點其實很簡單，「二二八事件」是個很可怕的敏感話題。我們想，如果這個話題可以拍成電影，其他討論就可以出來了。當然，我們不能在電影裡作定奪。對我來講，「二二八事件」，是一種認知衝突，大陸人來的時候是想說台灣人被日本人奴化，要教育你們。台灣人想說離別很久的媽媽回來了，結果竟然殺我們。

　　南都周刊：你剛剛提到侯孝賢的作品偏無情節化，你怎麼看？

　　吳念真：他後來是越來越這樣了，常常講求感覺；但我對這個存疑，我覺得電影還是給大多數人看的，要跟群眾在一起，我們的看法不一樣。

　　南都周刊：近來還有跟侯孝賢聯繫嗎？

　　吳念真：很少見面，見面都很有禮貌了。但人到了一定年紀就會很清楚，人生某一個時期的某一些朋友，後來消失了就不要去想了。當然還是有點遺憾，當初很好的一群朋友，現在都很少聯繫，當然這裡可能牽扯到一些複雜因素，他們不喜歡我，這個是可以尊重的。

　　南都周刊：怎麼看待今天台灣本土電影的市場能力？

　　吳念真：人可能會懷舊，這幾年台灣賣得最好的，都是跟台灣文化有關係的，像《海角七號》、《艋舺》。但如果太多了又氾濫了，台灣這麼小的地方很容易有淺盤作用。

　　南都周刊：一直以來，你跟大陸這邊的導演有什麼聯繫？

　　吳念真：會啊，現在比較少。以前影展常常碰到。那時張藝謀等剛出來，鞏俐第一次到香港的時候，我們湊錢送她一個包包。我們現在講，她可以送我們每個人幾百個包包了。後來陳凱歌、王小帥，都接觸過。

　　那時在香港看電影，發現大陸大導演也拉到一個比較寫實的調上。看完《如意》，我們所有台灣導演站起來鼓掌。因為擔心回來被政府審核，一堆人偷偷見面，包括謝晉，大家會談談彼此對電影的看法，我們也對大陸公營影廠的作業流程感到好奇。楊德昌當時講了一句話，說未來兩邊彼此都是創作上的競爭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