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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北京大學演講辭:你為誰寫作?)

 

你為誰寫作?這是我成為作家後的三十多年間最常聽到讀者和記者們問及的一個問題。他們的動機以及好奇程度因時間和地點不同而異,但是所有的人都在以同樣懷疑、傲慢的口吻詰問。

在七十年代中期,當我最初決定成為一個小說家的時候,這個問題反映出一個普遍化的市儈觀點,認為文學藝術是一個努力著要加入現代進程的、貧窮的、非西方國家所不能承擔的奢侈品。

也有人說,一個「像你一樣受過教育、有教養」的人可以更有效地為國家服務,比如做一個醫生,同傳染病作戰,或者做一個工程師,建造橋樑。 (保爾薩特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曾說過,假如他是一個比拉夫知識分子,他決不會從事寫作這個行業。這表明他贊同這種觀點。 )

最近幾年,那些提問者們對於我寄希望於社會上哪一群體來閱讀和欣賞我的作品更感興趣。我知道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假如我沒有回答:「我為社會上那些最貧窮且飽受蹂躪的人們寫作! 」我會被指責維護土耳其的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如人們所提示我的那樣:

任何一個聲稱為農民、工人和窮人寫作的純潔、善良的作家都不過是在為那些勉強能識字的人寫作。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我的母親問我為誰寫作時,她那悲傷關切的語氣告訴我她其實是在問,你打算如何養活自己? 當朋友們問我為誰寫作時,他們譏諷的音調暗示道:沒有人想像讀像我這樣的人寫的書。三十年後,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經常地聽到這個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和我的書已經被翻譯成四十種語言有關。

尤其是在過去的十年間,那些為數眾多的採訪者們似乎擔心我可能會誤解他們的意思,因此他們往往喜歡加上一句:「你用土耳其語寫作,那麼你是僅為土耳其人寫作還是如今也會考慮到經由你的譯作而影響到的更廣泛的讀者群?

不管我們是在土耳其境內還是境外談話,伴隨這個問題的總是那種懷疑、傲慢的微笑。我因而得出一個結論,即如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實可信的,我必須回答:「我僅為土耳其人寫作。

在我們探究這個既不誠實又沒有人情味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牢記,小說是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崛起而興起的。在十九世紀那些偉大的小說被創作的時期,小說藝術從各個方面來說都可稱之為一種民族藝術。

狄更斯、托斯陀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為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寫作,他們可以在各自的民族作家的書中識別出每一座城市、每一條街道、每一座房舍、每一間房間和每一把椅子;他們可以沉浸在與現實世界一樣的歡樂中,可以討論同樣的想法。

在十九世紀,重要作家們的小說最初都發表在國家報紙的藝術文化副刊中,因為他們的作家是在對整個民族講話。從他們講述的聲音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那些深摯地希望他們的國家繁榮昌盛的、憂慮的愛國者們的不安。 到十九世紀末為止,讀小說和寫小說意味著加入一場有關國家大事的民族討論中。

然而今天,寫小說和讀小說承載的意義已經與過去全然不同。這種改變開始於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時,小說與現代主義的結合為它贏得了高級藝術的地位。

正如我們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所看到的那樣,交流方式的變化也是非常顯著的:在媒體全球化時代,作家們已經不再是那些首先且僅僅對著本國中產階級講話的人了,他們是能夠講話,而且能夠直接對著全世界的小說讀者講話的人。

今天的文學讀者們期待著賈西亞‧馬奎斯、柯慈或者保羅奧斯特的新書,正如他們的前人期待著狄更斯的新作在最新的報紙中出現那樣。這類作家在世界範圍內擁有的讀者數量比他們的本國讀者數量多。

作家為他們的理想讀者寫作,為所愛的人寫作,為自己寫作。這是事實,但卻不是全部事實,因為今天的作家們也為那些讀他們作品的人寫作。由此可見,今天的作家們漸漸更多地為世界上那些讀他們作品的少數讀者寫作,而不是為本國那些不讀他們作品的多數民眾寫作。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種結論:那些尖銳的問題,以及對作家真正意圖的懷疑,反映了一種對於在過去三十年間出現的這種新的文化秩序的不安。

對此感到最為憂慮的人是那些非西方國家的輿論製造者和文化機構。這些人對於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不確定,不願意在世界論壇上討論當今的民族危機或歷史上的污點。

他們必須對那些從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和民族主義的作家持懷疑態度。 在他們看來,那些不為自己國家的讀者寫作的作家們是在將自己的國家異化以供「外國消遣」,並且杜撰出一些毫無現實依據的問題。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懷疑。 

很多讀者都認為本土文學作品應當保持本土性和純潔性,忠實於本民族的傳統。 他們隱在的恐懼是,當一個作家成為世界性的作家,從自身文化之外的傳統中吸取養分時,他將會失去自身的真實性。

 對這種恐懼最敏感的是這樣一種讀者,他們渴望打開一本書,進入一個與世隔絕的異域國家,他們渴望觀看這個國家內部的爭鬥,就像人們可以旁觀一個鄰居的家庭爭吵。假如一個作家面向的讀者群也包括處於其他文化中的、講不同語言的讀者,那麼,這種幻想就會自滅。

正是由於所有的作家都深切地渴望真實,因此即使在這麼多年後,我仍然喜歡被問及我為誰寫作。但是,儘管一個作家的真實性確實取決於他融入自己所在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樣取決於他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不斷變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不為社會禁律和民族神話所妨礙的理想讀者是不存在的,正如理想的小說家是不存在的一樣。

但是,所有的小說家,不論他是本土的,還是國際的,都在為理想的讀者寫作,首先想像著他們是存在著的,然後心存著他們來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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