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A hundred years of japanese film
作者:Donald Richie 唐納德‧里奇(上圖右邊為畫家Carl Randall所繪的作者肖像)
日本電影在遠東最為悠久,這個國家早在1896—1897年間就知道愛迪生的「電影視鏡」和後來盧米埃爾的「活動電影機」,盧米埃爾的攝影師杜賴爾曾用這種電影機拍攝了日本的幾個街景。
1899—1900年間,戲劇演員井上和照相師柴田常吉曾拍過歌舞伎(一種古典戲劇)的幾小段演出。在日俄戰爭期間,記者清水和藤原為日本攝製了第一批新聞片(如《旅順口的投降》)。
不久以後,先驅者吉澤及「日本影片公司」先在東京後在京都創建了最早的製片廠和洗印廠。「日本影片公司」是百代公司在東京的分公司,法國人卡米爾•勒格朗為這家分公司導演了《藝妓》、《武士復仇記》等片,由帝國劇院的演員宇田川和金村主演①。
1912年前,人們拍了各種新聞片或舞臺紀錄片。到1912年,日活公司的建立標誌著日本電影生產的真正開端。
這家公司在東京專門攝製「現代劇」(現代題材)的影片,在舊都和文化古城京都則專門拍攝「時代劇」(古代題材),把歌舞伎演出的古典戲劇拍成影片。直到1950年,這兩個城市仍然保持著這種分工,依然是日本生產影片的兩個中心。
最初獲得成功的是描寫武士的影片《快刀記》(1915年攝製),現代題材片則有受好萊塢影響的歸山教正攝製的《生命的光輝》、《隱居深山的少女》,和田中榮三根據托爾斯泰原作改編的《活屍》、《髑髏舞》及根據1900年一部小說拍攝的《金色夜叉》(此片以後曾被多次重拍)。
松竹公司在1920年開始攝製影片。這家實力雄厚的聯營公司經營歌舞伎劇與現代劇、音樂廳、舞廳、木偶劇等等娛樂演出,它是由糕點攤販、孿生兄弟大谷兩人在1900年創辦的。
這個演出業的托拉斯擁有一個出色的演員班子,由小山內薰擔任導演,他曾經導演由村田實主演的《路上游魂》一片。其他有價值的影片有的出自編劇谷崎潤一郎之手(《業餘愛好者俱樂部》、《蛇性淫》)和導演伊藤大輔的作品(《一個醉漢的生活》和經常被重拍的歌舞伎劇《忠臣譜》)。
1920年之後,溝口健二、衣笠貞之助和內田吐夢組織了一個熱愛電影的青年人的團體,極力主張日本電影的現代化。他們要求電影從舞臺紀錄片的狀態中獨立出來,要求取消男扮女裝和影片的解說人。
男扮女裝是指那些依照歌舞伎的傳統扮演女角色的男人,解說人則是那些信口雌黃講解無聲片劇情的人。解說人在日本——以及整個東方——很受群眾的歡迎,直到對白片的興起為止,而婦女則不久在製片廠裏佔有一席的地位。
在1923年9月1日的大地震發生前,日本已經每年生產幾百部影片。這場大地震摧毀了80%的日本電影院和東京的全部製片廠,但恢復得極為迅速,光是1924年在京都就攝製了875部影片(其中松竹公司就生產了372部)。
現代劇的題材日益增多。地震的災禍反而刺激了影片生產;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在影片生產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
早年當過男扮女裝的演員的衣笠貞之助由於他攝製的影片具有傑出的藝術而佔有首要的地位。他在西方以《十字路》一片(又名《吉原街的影子》)而出名。這部影片堪與默片時期最傑出的美國影片或歐洲影片相比擬。
在這部典型的日本悲劇片中,除了歌舞伎的傳統演技之外,還可以看出它在蒙太奇與照明技巧方面受表現主義和蘇聯影片的某些影響。
《十字路》是一部現代題材片,但是衣笠前此導演的影片卻是以歷史題材為主:如1924—1927年間攝製的《戀愛》、《日輪》、《瘋狂的一頁》、《轎子》。這位導演後來移居歐洲(1928—1931),在那兒遇到了他極敬仰的愛森斯坦。
衣笠貞之助最主要的競爭者溝口健二以他數量眾多的影片(如《大地在微笑》、《守財奴》、《塵境》等)而具有很大的影響。1926年以後,他改編了明治時代(1868—1912)的許多現代小說,接著在1929年以《不給錢不打仗》一片轉向顯明的社會批判。
當時日本電影界的第三位大師是村實田,他導演的主要影片有《清作之妻》、《街頭魔術師》、《灰燼》等。
在產量很大的日本影片(每年達800部至900部)中,現代題材的潮流在1927年之後大大加強,這是由於進步的電影工作者的影響,他們組織了「普羅電影社」(無產階級電影社),獨立製作短片。
到無聲電影末期,「思想片」在日本為數眾多,這些影片有時採用工人劇場演出的話劇或者「無產階級」作家寫的小說作為題材,根據「普羅電影」的一位理論家岩崎昶的記述,當時最優秀的導演都參加了這一運動:
衣笠貞之助攝製了《黎明之前》(1931年),溝口健二攝製了《都市交響樂》(1929年),後一影片顯然受到羅特曼的影響。
他們早期的夥伴內田吐夢拍攝了許多社會題材的「思想片」(《鞋》、《世俗之風》、《活的玩偶》、《讓•瓦爾讓》、《復仇的勝利者》)。普羅電影的兩位傑出代表是鈴木重吉(攝有《她為什麼這樣做》)和伊藤大輔(攝有《殺人宰馬的劍》和《日本的武士》)。
檢查機關的嚴格控制使得「思想片」日見減少,而這時有聲電影已經廣為流行,使用的是日本或美國的發明專利。
有聲電影的頭十年(1931—1941)恰好是日本從佔領滿洲里到襲擊珍珠港一步步進入全面戰爭的時期。軍國主義者掌管了政府,他們在侵略中國之後提出了「一切為了戰爭」的口號,這口號遭到日本優秀的電影創作者們的抵制。
在那些被迫放棄攝製「思想片」的電影導演中,衣笠貞之助轉而攝製古代的題材,而內田吐夢和溝口健二則繼續拍攝現代題材。衣笠貞之助在重拍的《忠臣譜》中引用了一種極獨特的新蒙太奇手法,以後又以《大阪的夏季比賽》一片完全革新了武士片的風格。
儘管有種種限制,內田吐夢在影片《土地》中卻傑出地描繪了農民的生活狀況。風華正茂的溝口健二每年導演10來部影片,這些影片經常是由他自己編劇。他的作品總的說來都相當緊湊,但某些影片則是例外。他的影片最顯明的特色是對強加于日本婦女——不論是大小資產階級的婦女,還是勞動階級的婦女或妓女——的社會地位提出批判。
溝口健二最為成功的作品是在大阪的妓院區「祗園」攝製的《祗園姊妹》和《浪花悲歌》,這兩部影片有人稱之為日本的「新現實主義」。這一傾向同法國1934—1939年間的電影傾向很相類似,我們可以把五所平之助、成瀨巳喜男和清水宏等人也列入到此傾向中。
五所平之助於1926年開始導演影片。在他第一部有聲片《太太和老婆》大獲成功之後,他把人民的生活作為他的優秀影片中的題材(如《活著的和能活著的》、《生活的重擔》、《無名的人們》)。
清水宏的喜劇片(如《回到北方》似乎受到雷內•克雷爾的影響)。成瀨巳喜男在他描寫家庭生活的影片中表現出豐富的人情(如《被浪費的春天》、《和你分別後》、《願妻如薔薇》、《勞動的一家》)。改編現代的話劇與小說在當時艱難的環境下很有助於這種「新現實主義」的興盛發展。
30年代的經濟危機導致了許多電影企業的倒閉與改組。
日活公司自1935年以來就困難重重,到1941年就被大映公司所併吞。大財閥們——日本的超級壟斷組織——直接插手電影企業。例如東寶公司就是由小林一三創立起來的。
小林一三在神戶電氣鐵道公司經營的鐵路沿線建立了一個娛樂中心,因此復興了這家公司的營業,以後就被控制日本資本20%的三井超級財閥當作心腹。
1915年後,這個娛樂中心的最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寶塚歌劇團的那些舞女。這些舞女劇團愈建愈多,使得小林一三得以興辦一系列豪華的音樂廳,然後又建立了電影院網,從而使東寶公司獲得迅速的發展(東寶公司當時也靠照相化學工廠的支援)。
1940年小林一三做了近衛內閣的大臣,他給予東寶公司的壟斷地位堪與希特勒的烏髮公司相比,這家公司超過了松竹公司,把「大映」、「日活」兩家公司納入它的控制之下。
東寶公司早期的影片是寶塚風格的芭蕾舞片與音樂片,以後,它專門拍攝「刀劍片」,吹噓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及太平洋地區的戰績(如熊穀久虎的《上海陸戰隊》、阿部豐的《燃燒的天空》、山本嘉次郎的《夏威夷與馬來的近海之戰》)。
日活公司也轉向這方面,攝製了《西住坦克隊長》(吉村公三郎導演)和《海軍》(田阪具隆導演)等影片。
這類影片大部分由一些毫無個人風格、沒有發展前途的人來導演。在這種戰爭片裏,卻有一部題為《五十偵察兵》的影片值得一提。在該片中,田阪具隆表現士兵們在中國進行偵察時的種種惶恐不安。像溝口健二、衣笠貞之助、內田吐夢、五所平之助、澀谷、伊藤大輔這些最優秀的導演們則自動放棄了製片工作。
軍國主義者在東南亞的暫時勝利使得日本電影的王國越來越大,在長春(滿洲)、北京、上海、香港、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地組織影片生產或合作製片。但是不久由於「戰略退卻」、美軍轟炸的加強以及原材料的短缺使電影業急劇衰退(1944年只生產了44部影片,而1940年的影片產量達497部)。
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後,只有近千家電影院還在營業(1941年為2500家),製片廠也部分遭到摧毀,佔領軍當局取締大部分日本影片的放映,代之以好萊塢的影片。
在民主化的真誠努力中,美國佔領當局清除了那些牽連最深的製片人,包括小林一三在內,他的東寶製片公司由電影工會和從集中營釋放出來的進步人士來掌管。
雖然由於戰敗、外國佔領和原子彈的轟炸帶來了混亂的局面,電影的復興卻從1946年就已開始。
參加這一復興的人有那些老一輩的電影藝術家,如衣笠貞之助、溝口健二、五所平之助;也有一批新人,如黑澤明、今井正、山本薩夫、木下惠介等。他們的努力以東寶公司的製片廠為中心。
由於他們大膽的製片,使早在1943—1945年間就已開始拍攝一些不重要影片的黑澤明得以顯示出他在處理當代題材上突出的個人風格,他拍了《無愧於我的青春》一片,再現了1933年大學教授們和軍國主義者的一場衝突。
此後,他致力於製作描述戰後時期道德與社會的混亂狀態的三部曲:《美妙的星期天》、《泥醉天使》和《野狗》,這三部手法細緻而有力的影片,突出地表現了偉大的仁慈胸懷和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
今井正也是在大戰期間開始電影事業的,他在《民眾之敵》這部猛烈抨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影片中顯示出他豐富的天才。他後來拍攝的《地下生活二十四小時》和《藍色的群山》也表現這種才能。
山本薩夫和龜井文夫攝製的《戰爭與和平》是一幅描寫當代日本及其人民苦難的充滿熱情的畫卷。山本薩夫在戰前曾根據安德列•紀德的作品拍過《田園交響樂》。
龜井文夫先前是軍隊裏的紀錄片攝影師,由於《上海》一片的和平主義傾向而被捕入獄。他在1946年根據舊的新聞片剪輯了一部《日本的悲劇》。
木下惠介幾乎在剛進電影界時就以他的《大曾根家的早晨》一片而大獲成功,他是一個很能吸引人的導演,喜愛表現一些瑣碎的愛情悲劇或風俗喜劇,例如《卡門回故鄉》就是一部風俗喜劇片,該片還是第一部日本彩色片。
老導演衣笠貞之助和溝口健二恢復並加強了他們對社會的批判,前者攝製了一部傑出的1880年的喜劇片(《一個武士的經歷》),後者則繼續製作他描寫婦女生活的組片(《女人的勝利》、《夜間女人》)。五所平之助依靠他「新現實主義」的傳統,在《再來一次》中譴責了毀壞情人們幸福的戰爭。
檢查制度幾乎不復存在,這就為東寶公司拍攝進步題材的影片大開方便之門。
「大映」和「松竹」也仿效「東寶」的作法,在「刀劍片」(表現武士或戰爭的影片)和「手槍片」(表現暗殺或強盜的影片)之外,又添加了商業性的影片,同時,色情的產品也與日俱增。
標誌著民主化時期結束的事件之一是1948年夏季警察局突然襲擊了為罷工者佔據的東寶公司。小林一三又成為「自家的主人」,解雇了大批「赤色分子」,其中有傑出的導演、編劇和演員。
這些人在各工會與團體的支援下組織起製片合作社。在1948—1949年間,隨著清水宏的《蜂窩裏的孩子們》和山本薩夫的《暴力的市街》這兩部影片的出現,開始了獨立的與進步的影片生產。
當時有人把這稱為日本的「新現實主義」,但是這個運動受義大利的影響甚少。獨立製片人的首次成功作品是那部《不,我們要活下去》,它敍述了失業者一家的生活,格調同《偷自行車的人》迥然不同。
1950年之後,日本的新現實主義似乎在表現的強烈上與發展的速度上都超過了義大利。每年成功地製作10部或12部影片的獨立製片人影響著同控制電影業各部分的五大公司(東寶、新東寶、松竹、東映、大映)訂有合同的電影創作者,這種影響在「時代劇」或「武士片」方面都很明顯,例如《羅生門》 一片就證實了這點。
在這部使西方對日本電影刮目相看的影片中,黑澤明雖然仍保留著原小說中的1920年代皮蘭德婁的筆調,不過他利用這種風格,借一個貧苦伐木工人的控訴,譴責了那些為軍國主義者們所鍾愛的「刀劍片」中的傳統英雄——封建主、貴婦人、強盜、軍人等等。以後,他攝製的《七武士》則表現農民們團結起來對付盜匪。
在老導演們攝製的歷史片中,對社會的批判也明顯可見,例如衣笠貞之助的《大佛開眼》一片就超過他後來的《地獄門》,這部影片象一首具有色彩的交響樂,它據以改編的原作卻是一部平庸的現代「武士道」小說。
再如溝口健二在1955年去世之前攝製的影片,利用古代的題材來譴責封建舊習及其惡果:日本婦女的被奴役。這位作風細緻、感覺敏銳的大師的最後兩部傑作是《春子的一生》和那部極不尋常的《雨月物語》,後一影片把幻想與現實溶匯在一起,使人聯想起中世紀時代的鬼戲,並象這些鬼戲一樣,假託神鬼故事來譴責封建制度和戰爭。
不論「時代劇」在西方獲得的成功有多大,我們不應忘記「現代劇」的現代題材片占到影片總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在1953年生產的302部影片中要占到211部)。在影片生產中那些成套製作的武俠片,數量不斷減少,只有幾部供出口的場面講究而豪華的影片還在製作。
從1950年到1955年,獨立製片人的最優秀影片是龜井文夫的《一個女礦工》,新藤兼人的《原子彈災難下的孤兒》,山村聰的《蟹工船》,今井正的《百合塔》與《暗無天日》,以及山本薩夫的《真空地帶》、《箱根風雲錄》和《沒有太陽的街》。
在朝鮮戰爭正在進行中間,龜井文夫導演的這部影片通過一名女礦工漫長的生活與死亡歷程,歌頌了日中兩國勞動者的團結。
影片在北海道煤礦中拍攝,得到工會工人們的支持,並有溝口健二喜愛的女演員山田五十鈴參加演出。它的主題思想是兩名礦工提供的,由編劇家新藤兼人將它寫成劇本,新藤兼人不久導演了《原子彈災難下的孤兒》。
這部影片的表現手法含蓄而緊張,人物情緒因受壓制而顯得更為激烈。它在描繪這場恐怖的驚心動魄的災難上超過了另一部名叫《廣島》的影片。
後者是在廣島全市人民的支持下再現了該市被原子彈轟炸的那天的情景,由另一個獨立製片人關川秀雄攝製的(關川秀雄還導演了《混血兒》、《1945年8月15日的早晨》、《顫慄》和《愚人節》)。
新藤兼人的謹慎作風同《蟹工船》表現出來的古怪離奇適成鮮明的對照。這部由演員山村聰導演的影片中,嗚咽悲泣、歇斯底里的大笑或是嗥叫、咧嘴的姿態,占著突出的地位。影片是根據20年代的一部「無產階級」小說改編的,描寫那些象水上監獄那樣漂流在海上專門捕撈、保存螃蟹的漁輪中的苦工們的生活。
在《百合塔》中,今井正再現了沖繩戰役中不幸喪生的小學生們的悲慘情景。他最為傑出的影片《暗無天日》用各種不同的有力手法剖析了一樁一直未被糾正的轟動日本的冤案。
山本薩夫在他導演的影片中顯示他是一位元表現有力而潑辣的作家。
他以使人屏息的激烈手法改編了《真空地帶》這本因揭露殘暴的軍國主義者象馴獸那樣訓練士兵而出名的小說。另外一些獨立生產的影片也控訴當時人們主張重建的舊日本軍隊,例如在《雲中櫻花》這部影片中,剛開始導演工作的家喜三男二揭示了為日本培養「自殺飛行員」或「神風飛機航行員」所使用的各種神秘迷信的方法。
山本薩夫在《箱根風雲錄》中熱烈而同情地描寫了17世紀的農民鬥爭之後,接著導演了他的傑作《沒有太陽的街》,這是根據1930年出版的一部「無產階級」小說改編的,作者為排字工人德永直。山本薩夫用抒情的現實主義、浪漫的氣息、獨特的蒙太奇手法,表現發生在一家印刷廠裏一次長期而殘酷的罷工中的幾個插曲。
獨立製片人由於他們的成功,支持了影壇老將們重顯身手。在東寶公司罷工後被列入黑名單的五所平之助重返電影界,導演了《遠方的雲》和《煙囪林立的地方》,後一影片像一部合唱的歌曲,敍述一個工人區的生活。
同五所平之助一樣,也是出身於30年代「新現實主義」的成瀨巳喜男在《母親》一片中表現了一種感人的真誠,此後他又拍了一系列描寫出小人物生活的影片。另一方面還應指出,能乾的木下惠介以他導演的《二十四隻眼睛》一片獲得巨大成功,這部影片描繪日本群島中某小島上一個小學女教師的生活,它那種影射性的含蓄手法在日本要比在國外更能為觀眾所欣賞。
《羅生門》在國際上贏得的成功使黑澤明能在當代題材方面發揮他的才華。他的《白癡》一片以日本北部某地的雪景為背景,是一部令人難忘的傑出作品,在忠於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原作上要勝過俄國之外任何一部根據該小說改編的影片。
但黑澤明的傑作卻是一部名叫《活著》的影片,在該片中演員老村以傑出的演技飾演一個城市裏的小職員,曉得自己已被醫生宣佈死刑,把他最後的時日用來為貧民區的孩子們修建一個遊戲場。在這部超過兩小時的影片裏,畫面的美和人物感情的真摯同樣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1953年,這個國家終於和美國簽訂了一項和平條約,規定軍事佔領結束(理論上如此),電影業此時正處於蓬勃發展之中,全國有4000家電影院,8億人次的觀眾,每年生產300部影片。五大公司用一二周的拍攝時間就炮製出刀劍片、槍戰片、色情片、科學幻想故事片(如《怪獸柯吉拉》),這些影片都是好萊塢的摹擬品,歌頌軍國主義者的貨色。
幸而由於它的新現實主義的飛躍發展,日本電影才成為世界先進電影之一。
1950年之後,日本電影由於它的藝術價值和數量眾多,繼續保持著領先地位。它在1958年生產了504部故事片(其中上百部為放映歷時不足一小時的中型影片)。影院數超過7400家,觀眾人次高達10億(每人每年平均購票12張)。
儘管這些影片大部分都是在各大公司的製片廠用傳送帶的方式生產出來的,有價值的作品為數仍然很多。
溝口健二於1956年故世。黑澤明每年都有重要的作品問世。《七武士》雖然非常完美,花了很大的資金,在西歐各國卻沒有引起像《羅生門》那樣的注意。
西歐人也根本不理解《活人的記錄》一片的深刻含義。它透過影片主人公——一個自私透頂、人人討厭的老頭,表現日本人極合情理的對原子彈的恐懼。
如果說他改編高爾基的《底層》品質平平的話(相對而言),那麼,他導演的那部《馬克白》(又名《蛛網宮堡》)卻是一部傑作。
馬克白夫人臉色白皙,冷漠無情,很象日本古典能劇裏的角色,而馬克白這個主人公則在向前移動的偽裝森林中射出來的飛嘯亂箭下殞命。黑澤明那種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很自然地和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結合在一起。
50年代是小津安二郎藝術日臻成熟的時期,他是日本導演中最有日本特色的一位導演,在他的本國、美國和英國被認為比溝口健二和黑澤明更高出一籌。
他生於1903年,1930年首次導演《小職員的生活》,該片在很多地方顯示出精湛的技巧。此後他的電影語言的特色是簡潔樸素。通過他在1948—1960年間攝製的影片(《風中的母雞》、《晚春》、《東京暮色》、《早春》、《浮草》、《石蒜花》等),小津安二郎創造了一個非常緊湊的小社會,這個社會使用的簡單語言和從事的日常行為都具有長遠的影響。
家庭生活、長幼關係以及各代人之間的關係是他喜愛的題材,在處理這些題材時,他對環境氣氛與人物心理狀態都採取獨特而直接的表現手法。我們希望這位總是拒絕一切同他的世界觀不相容的東西的正直作家,其作品很快能在歐洲大陸為人所瞭解。
1956年之後,獨立製片由於勢力日益增長的壟斷組織的控制,不得不放慢速度。
山本薩夫在《山椒大夫》這部企圖改良現代日本的諷刺作品中,沒能贏得像《沒有太陽的街》那樣完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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