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短篇小說,我覺得一個作家在寫作長篇小說的時候,似乎離寫作這種技術性的行為更遠,更像是在經歷著什麼,而不是在寫作著什麼。

換一種說法,就是短篇小說表達時所接近的是結構、語言和某種程度上的理想,短篇小說更為形式化的理由是它可以嚴格控制,控制在作家完整的意圖裡。

長篇小說就不一樣了,人的命運,背景的交換,時代的更替在作家這裡會突出起來,對結構和語言的把握往往成為了另外一種標準,也就是人們衡量一個作家是否訓練有素的標準。


這是有道理的。由於長篇小說寫作時間上的拉長,從幾個月到幾年,或者幾十年,這中間小說的敘述者將會有很多小說之外經歷,當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往前推進時,作家自身的生活也在變化著,這樣的變化會使作家不停地質問自己:正在進行中的敘述是否值得?


因此長篇小說的寫作同時又是對作家信念的考驗,當然也是對敘述過程的不斷地證明,證明正在進行中的敘述是否光彩照人,而接下去的敘述,也就是在遠處等待著作家的那些意象,那些片言隻語的對話,那些微妙的動作和目光,還有人物命運出現的突變,這一切是否能夠在很長的時間裡,保持住對作家的衝擊?讓作家始終不渝,就像對待愛一樣對待正在寫作中的長篇小說,這就要求作家在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的同時,還一定要有體力上的保證,只有足夠的體力,才可以使作家真正激動起來,使作家淚流滿面,渾身發抖。

 

問題是在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裡,作家經常會遇上令人沮喪的事,譬如說疾病,一次小小的感冒都會葬送一部輝煌的作品。因為在長篇小說的寫作中,任何一個章節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有一個章節在敘述中趨向平庸以後,帶來的結果很可能是後面章節的更多的平庸。平庸的細胞在長篇小說裡一旦擴散,其速度就會像人口增長一樣迅速。這時候作家往往會自暴自棄。對自己寫作的不滿,而且是越來越不滿,接下去開始憤怒了,開始恨自己,並且對自己破口大駡,揮手抽起自己的嘴巴,最後是淒涼的懷疑,懷疑自己的才華,懷疑正寫作中的小說是否有價值。


這時作家的信心完全失去了,他覺得自己被拋棄了,被語言、被結構、被人物甚至被景色,被一切所拋棄。他覺得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只是往垃圾上倒垃圾,因為他失去了一切對他而來的愛,同時也背叛了自己的愛。到頭來他只好無可奈何地發出一聲聲苦笑,心想這一部長篇小說算是完蛋了,這一次只能這樣了,只能湊合著寫完了。

 

然後他將全部的希望寄託到下一部長篇小說之中,可是誰能夠保證他在下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中不再感冒?可能他不再會感冒了,但是他的胃病出現了,或者就是難以克服的失眠;作家在寫作長篇小說的時候,需要去戰鬥的事實在是太多了,並且在每一次戰鬥中都必須是勝利者,任何一次微不足道的失敗都有可能使他的寫作前功盡棄。

 

作家要克服失眠,要戰勝疾病,同時又要抵擋來自生活中的世俗的誘惑,這時候的作家應該清心寡欲,應該使自己寧靜,只有這樣,作家寫作的激情才有希望始終飽滿,才能夠在寫作中刺激起敘述的興奮。

 

 

我注意到蘇童在接受一次訪問時,解釋他為何喜歡短篇小說,其中之一的理由就是我始終覺得短篇小說使人在寫的時候沒有出現困頓、疲乏階段時它就完成了。蘇重所說的疲乏,正是長篇小說寫作中最普遍的困難,是一種身心俱有的疲乏。

 

作家一方面要和自己的身體戰鬥,另一方面又要和靈感戰鬥,因為靈感不是計程車,不是站在大街上等待就可以得到的東西,作家必須付出內心全部的焦慮、不安、痛苦和呼吸困難之後,也就是在寫字桌前坐上幾個小時,或者幾天以後,才能夠看到靈感之光穿過層層敘述的黑暗,照亮自己。

這時候作家有點像是來到足球場上了,只有努力地奔跑,長時間的無球奔跑之後,才有可能獲得一次起腳射門。

 

對於作家來說,一部長篇小說的開始是重要的,但是不會疲乏。只有在獲得巨大的衝動以後,作家才會坐到寫字桌前,正式寫作起他的長篇小說,這時候作家對自己將要寫的作品即便不是深謀遠慮,也已經在內心裡激動不安了,所以長篇小說開始的部分,往往是在靈感已經來到以後才會落筆,這時候對於作家的寫作行為來說是不困難的,真正的困難是在繼續的上面,也就是每天坐到桌子前,將前一天寫成的如何往下繼續時的困難。

 

這是最難受的時候,作家首先要花去很多時間來調整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情緒,因為在一分鐘之前作家還在打電話,或者正蹲在衛生間裡幹著排泄的事情,就是說作家在一分鐘之前還在三心兩意地生活著,他幹的事與正要寫的作品毫無關係,一分鐘以後他就必須使自己成為另一個人,一個敘述者,一個不再散漫的人,他開始責任重大,因為寫出來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他重新生活的開始,這重新開始的生活與他的現實生活絕然不同,是欲望的、想像的、記憶的生活,也是井然有序的生活,而且決不允許他犯錯誤,一個小小的錯誤都會使他的敘述走上邪路。

 

 

在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裡,敘述不會給作家提供很多悔過自新或者重新做人的機會,敘述一旦走上了邪路。敘述不僅不會站出來挽救敘述者,相反還會和敘述者一起自暴自棄。這就像是請求別人原諒自己是容易的,可是要請求自己原諒自己就十分艱難了,因為這時候他往往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此,作家必須保持始終如一的誠實,必須在寫作過程裡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須和他現實生活中的所有惡習分開。在現實中,作家可以謊話連篇,可以滿不在乎,可以自私、無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寫作中,作家必須是真誠的,是認真嚴肅的,同時又是通情達理和滿懷同情與憐憫之心;只有這樣,作家的智慧警覺才能夠在漫長的長篇小說寫作中,不受到任何傷害。

 

所以,當作家坐到寫字桌前時,首先要做的,就是問一問自己,是否具備了高尚的品質?然後,才是將前一天的敘述如何繼續下去,這時候作家面臨的就是如何工作了,這是艱難的工作,通過敘述來和現實設立起緊密的關係。與其說是設立,還不如說是維持和發展下去。因為在作品的開始部分,作家已經設立了與現實的關係,雖然這時候僅僅是最初的關係,然而已經是決定性的關係了。

優秀的作家都知道這個道理,與現實簽訂什麼樣的合約,決定了一部作品完成之後是什麼樣的品格。因為在一開始,作家就必須將作品的語感、敘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確立下來。也就是說,作家在一開始就應該讓自己明白,正在敘述中的作品是一個傳說?還是真實的生活?是荒誕的?還是現實的?或者兩者都有?

 

 

當卡夫卡在其《審判》的開始,讓約瑟夫莫名其妙地在一天早晨被員警逮捕,接著員警又莫名其妙地讓他繼續自由地去工作,卡夫卡在逮捕與自由這自相矛盾之中,簽訂了《審判》與現實的合約。

這是一份幽默的合約,從一開始,卡夫卡就不準備講述一個合乎邏輯的故事,他雖然一直在冷靜地敘述著現實的邏輯,可是在故事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又完全破壞了邏輯。這就是《審判》從一開始就建立的敘述,這樣的敘述一直貫穿到作品的結尾。

卡夫卡用人們熟悉的方式講述所有的細節,然後又令人吃驚地用人們很不習慣的方式創造了所有的情節。

 

另一位作家納旦尼爾.霍桑,在《紅字》的開始就把海絲特推到了一個忍辱負重的位置上,這往往是一部作品結束時的場景。讓一個女人從監獄裡走出來,可是迫使她進入監獄的恥辱並沒有離她而去、而是作為了一個標記(A)掛在了她的胸前;霍桑就是這樣開始了他的敘述,他從一開始就建立起內心與現實的衝突,內心的高尚和生活的恥辱重疊到了一起,同時又涇渭分明。


還有一位作家福克納在其《喧嘩與騷動》的第一頁這樣寫道:透過柵欄,穿過攀繞的花枝的空檔,我看見他們在打球。他們朝插著小旗的地方走過來,我順著柵欄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開花的樹旁草地裡找東西。他們把小旗拔出來,打球了。接著他們又把小旗插回去,來到高地上,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顯然,作品中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打高爾夫球,他只知道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也不知道勒斯特身旁的是什麼樹,只知道是一棵開花的樹。於是我們明白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頭腦,世界給它的圖像只是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在這裡,福克納開門見山地告訴了自己,他接下去要描述的是一個空白的靈魂,在這靈魂上面沒有任何雜質,只有幾道深淺不一的皺紋,有時候會像湖水一樣波動起來。於是在很多年以後,也就是福克納離開人世之後,我有幸讀到了這部偉大的作品中譯本,認識了一個偉大的白癡班基明。

 

卡夫卡、霍桑、福克納,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小說裡,都是一開始就確立了敘述與現實的關係,而且都是簡潔明瞭,沒有絲毫含糊其詞的地方。他們在心裡都很清楚這樣的事實,如果在作品的第一頁沒有表達出作家敘述的傾向,那麼很可能在第一百頁仍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寫些什麼。


真正的問題是在合約簽訂以後,如何來完成,作家接下去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對合約的理解。作家在寫作之前,有關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想很可能只有幾千字,而作品完成之後將會在十多萬字以上。


因此真正的工作就是一日接著一日地坐到桌前,將沒有完成的作品向著沒有完成的方向發展,只有在寫作的最後時候,作家才有可能看到完成的方向。這樣的時候往往只會出現一次,等到作家試圖重新體會這樣的感受時,他只能去下一部長篇小說尋找機會了。

 


因此,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是作家重新開始的一段經歷,寫作是否成功,也就是作家證明自己的經歷是否值得。當幾個陌生的名字出現在作品的敘述中時,作家對他們的瞭解可以說是和他們的名字一樣陌生,只有通過敘述的不斷前進和深入,作家才慢慢明白過來,這幾個人是來幹什麼的?他們在作家的敘述裡出生,又在作家的敘述裡完整起來。

他們每一次的言行舉止,都會讓作家反復詢間自己:是這樣嗎?是他的語氣嗎?是他的行為嗎?或者在這樣的時候,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和這樣說?


一部長篇小說就是這樣完成的,長途跋涉似的寫作,不斷的自信和不斷的懷疑。最困難的還是前面多次說到過的繼續,今天的寫作是為了繼續昨天的,明天的寫作又是為了繼續今天的,無數的中斷和重新開始。


就在這些中斷和開始之間,隱藏著無數的危險,從作家的體質到敘述上的失誤,任何一個弱點都會改變作品的方向。所以,作家在這種時候只有情緒飽滿和小心翼翼地敘述。

 


有時候作家難免會忘乎所以,因為作品中的人物突然說出了一句讓他意料不到的話,或者情節的發展使他大吃一驚,這種時候往往是十分美好的,作家感到自己獲得了靈感的寵愛,同時也暗示了作家對自己作品的瞭解已經深入到了命運的實質。這時侯作家在寫作時可以左右逢源了。


幾乎所有的作家都面臨這樣的困難,就是將前面的敘述如何繼續下去。當然也有例外,譬如海明威,他說他總是在知道下面該怎麼寫的時候停筆,所以第二天他繼續寫作時就不會遇上麻煩了。另一位作家加西亞.馬奎斯站出來證明了海明威的話,他說他自從使用海明威的寫作經驗後,再也不怕坐到桌前繼續前一天的寫作了。


海明威和瑪律克斯說這樣的話時,都顯得輕鬆愉快,因為那個時候他們都沒有在寫作,他們正和記者坐在一起信口開河,而且他們談論的都是已經完成了的長篇小說,他們已經克服了那幾部長篇小說寫作中的所有困難,因此他們有理由好了傷疤忘了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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