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

壹工業環境：華語電影原地踏步？


　　正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一家電影製作公司，若想更好的在業界生存下去，僅僅靠埋頭苦幹、積極創作是遠遠不夠的。 整個工業的大環境是什麼狀況？ 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有什麼方法解決？ 如何才能做到進步？ ……通通都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而帶領銀河映像走過十五年風風雨雨的杜琪峰，對如今的華語電影工業環境有著一個深刻體會與了解。


　　我在邵氏工作時候，去參加影展，邵逸夫先生跟我聊天就告訴我，當初成立邵氏他計劃用25年時間來發展——投資是要看這麼長遠的。 雖然如今電影發展一路都不錯，但是一直沒有一個有魄力的製片家、一個規模龐大的製片廠出現，帶大家發展，而且考慮也不夠長遠，沒有十年、二十年的大計劃，製作上不斷在重複。 所以，我們的電影永遠追不上好萊塢，人家的工業是每十年一大變，二十年又一大變，我們都是在原地踏步。 我們還老以為自己很厲害，其實只是幼稚園。


　　我這樣說可能過分了，但香港導演這十年在國內拍的電影沒進步過。 拍了很多時代戰爭片，但仔細看的話，故事、鏡頭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基於許多原因，很多人說，你們就拍回以前那些港片，沒接觸過的年輕人都會去看。 市場需要一些新意時候，就會逼創作人去改變，給以前的，那他們還改變來做什麼？ 香港電影最好的時代，就是拍每一部電影都有一些創新——這部電影這樣打，另一部就得更上一層樓。 這樣才有了後來的局面。


　　其實香港電影業01年、02年都不錯，03年就很慘，因為非典和經濟衰退，沒投資氣氛，原因就是投資人不夠，人才也不夠，周潤發、李連杰都去好萊塢，後來就只剩一個中國星。


　　只剩一家大公司是頂不起一個市的，沒有變化和競爭。 最好就是有幾家大公司，像當年有德寶、金公主、嘉禾一樣。


　　到了06、07年，大陸市場變好，就又把電影人都吸引到了內地，結果更慘，去了好萊塢的李連杰周潤發又回到了北京，不回香港。 致使香港人才短缺，新一代又上不了那麼快，一個導演需要十年才出來，而且以前的導演還都是一年拍好幾部電影的。 沒有了生產量，人才就不會出現。


　　還有一點，我覺得現在內地一些電影計劃的噱頭性太強了，有些電影找一大堆明星來演，拍完又怎麼樣？ 還不是把整個片酬又搞上去了。 而且這種噱頭放在一部電影裡可以，但如果在整個工業層面來說的話是不行的，因為你這只是一部電影，不是許許多多的製片廠，你根本撐不住，所以我覺得現在中國電影需要建立很好的需求制度。


杜琪峰：我94年就全年沒拍電影，靜下來思考何去何從
　　貳蛻變之路：為何導演只是技工？


　　從出道至今，杜琪峰混跡影視圈已經有40年時光，個中酸甜苦辣一一嚐盡，其中最困擾他的就是“導演身份”問題——在杜導看來，身份不明，根本無法展開工作。 1980年，杜琪峰導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事後，他覺得自己無法理解電影導演工作，於是決定回電視台再修煉；6年後，杜琪峰再度出山，到了新藝城拍片，而後，他又與邵氏的“大都會”達成合作，拍了多部賣座佳作，而也就在期間，與周星馳合拍《濟公》，兩人因為控制權問題而產生了分歧。 這讓杜琪峰陷入苦思“到底誰是導演？”，為此叫停工作一年。 一年後，他決定成立銀河映像……


　　我在新藝城時候，公司的第一個戒條是“要賺錢”，第二個戒條也是“要賺錢”。 如果你不在商業上考慮，根本沒機會在新藝城工作，在那個背景出來就變得十分的考慮市場。 市場裡，演員重要、題材也很重要，但演員的片酬卻一路上漲，甚至還要看演員面色——因為片子能賣埠是有他們，於是就會覺得自己值錢過導演，譬如碰到周星馳，很多事情就不是你來處理的，導演就變得像一個技工。


　　我從新藝城離開，去了邵氏，拍了幾部戲，票房上面都是OK的，《審死官》之後就和周星馳拍了第二部《濟公》(注：1993年)，同時他自己在做《算死草》(注：1997年上映)，他就覺得自己可以控制所有的東西，給了很多意見，這不是很大問題，但問題在於：我還是不是導演？ 還是你是導演？ 在拍完那部戲之後我自己就有一個很大的考慮，我是不是究竟還繼續用明星去拍電影？ 是不是一定要去追逐票房？


　　於是我94年就全年沒拍電影，靜下來思考何去何從。 92年是我在無線20週年，當時我決定離開無線，全身投入電影。 但94年卻是唯一全年沒拍電影。


　　後來我想通了，我如果要做一個導演，就一定不能這樣下去，就回去拍了第一部電影《無味神探》，那時候我和韋家輝接觸比較多，韋生有研究，就說我們要做原創性的電影，不跟任何的潮流去做電影。 後來就決定成立銀河映像，決定了以後走的路線。


叁銀河精神：作品一定要原創


　　1，市道低谷劍走偏鋒非主流


　　市場有低谷有高峰，是難以避免的一件事情，杜琪峰下定決心跳出電視台成立銀河映像闖蕩電影圈時候，卻恰逢香港電影盛極而衰之時。 在這個艱難時刻，杜琪峰的態度卻毅然堅定：無論怎麼樣，我都不回去拍電視。


　　正因為這種態度，90年代中後期，香港電影步入艱辛，面對市場低谷，有的製作公司選擇轉移到內地，有的改拍電視電影，有的公司乾脆停產，銀河映像卻能劍走偏鋒，另類經營，拍了一系列非主流的電影，如《一個字頭的誕生》、《兩個只能活一個》、《暗花》、《恐怖雞》等，結果反而脫穎而出，特別是在影迷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口碑……


　　9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環境糟糕，什麼主流電影的票房都不是很好。 但否極泰來，反而變得什麼都可以，就有了機會去拍我們想做的電影。 因為如果主流可以的時候，他們是不會給機會你去拍的。


　　我們公司最困難的時間，其實是1997年到2000年前，那是因為整個電影工業突然塌了。 那時候我是這樣想的，無論怎麼樣，我都不回去拍電視，都要搞電影。 最慘的時候，就是我得去台灣找投資，250萬你能拍完嗎？ 其實是很刻薄的，我覺得沒辦法，就把那250萬拿回來，拍了《槍火》，劇本都沒有，18天拍完。


　　拍完《槍火》之後，整個氣候又變了，科網熱潮，很多人投資，突然電影又好了，很多人找你拍戲了。 我們也開始比較穩定，找投資方面問題不大，變得在管理上面不需要太多投入。 而且銀河映像只是一家製作公司，我們的工作在製作完成時就結束，後面的發行宣傳都不是我們來，所以不需要施南生那樣的人才。



　　2，市道轉好尋求大公司支持


　　隨著市道轉好，眾多電影公司開始摩拳擦掌，資金短缺的銀河映像為了不被打敗，市場戰略隨之有了不同的改變。 公司不拘泥於堅持個性化風格化電影，相繼與中國星、寰亞、美亞等大影視集團達成了合作，從而拍攝了一系列賣座佳片，令人眼前一亮。 而為了能拿下更多的資源，杜琪峰甚至還進入中國星兼職做起了COO。


　　2000年，我進入中國星做COO，製作總監，做了兩年左右。 那時候我既是一個製作公司的老闆(銀河映像)，也是一個公司的行政人員(中國星)，銀河與中國星的關係，和嘉禾與寶禾，金公主與新藝城之間差不多。 銀河映像也繼續拍戲，而我過去做一個行政工作其實想讓銀河映像能有多些資源，減輕一些債務。


　　向華強先生很喜歡電影，很支持我們，他說你喜歡的電影一定可以拍，但有些電影也要顧票房。 我和韋生聊完，他就覺得我們也需要這個時候將香港電影提升多一些，於是就拍了《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大隻佬》。 我們在中國星時候很自由，大部份投資都是我們一說項目題材，向生就會給錢的了。


　　進中國星時候，我覺得一定要用眾多人才，只有這樣才能把電影抬起來，然後我就和徐克講能不能幫忙一下，徐克說好，剛好那時電影一百年，那就叫一百年啦，“一百年電影公司”成立後，有很多製作公司都在裡面，資金都是向華強的。 中國星之後，銀河主要合作就是寰亞，我們簽了寰亞十部電影。 另外和驕陽、美亞等等也有合作。



　　3，上市得失不能是一個包袱


　　對於銀河映像的前途，杜琪峰總是不遺餘力，所以，除了尋求大公司支持之外，銀河映像自己也不斷在想方設法開拓門路。 1999年，美國帶起環球科網熱潮，香港眾多資金企業湧入科網業。 銀河映像看中其中機會，便努力上市，銀河映像也因此成為香港導演主導的第一個上市電影公司。 而原本打算從中募集資金的美夢，卻並不如意，反而陰差陽錯最終需要自己再買回來。 回憶當年，杜琪峰笑道：“宿命來的，命中沒有就沒有。”


　　科網之後，創業者就有很多夢。 我當時以為上市以後銀河映像會更穩定，其實不是，結果後來變成了包袱，並沒有什麼錢進入公司裡面。 銀河映像曾經做過一些渠道，原本以為可以集到幾千萬，那時候我幾百萬就可以拍一部戲，有幾千萬就可以拍不少電影了，結果上市都不夠上市費、律師費，每年還要交年交所錢，後來我就買了回來，上市部分就賣給了羅守耀。


　　那時候我賣了800萬，兩年後就升值。 其實我等兩年就發達了，價值大概到了5000萬到8000萬。 每件事時間就差點點，宿命來的。 也想通了，我們拍電影就拍電影，不用搞那麼多東西，命中沒有就沒有。


　　當然也是一個很好旅程，香港電影製作公司和導演很少能做到上市的，銀河映像算第一個。

4，內部分工韋家輝關鍵作用 

　　歷史上太多梟雄敗於內患。 電影也一樣。 “對抗外敵”固然重要，內部分工的合理亦異常關鍵，而在銀河映像，杜琪峰做監製導演，韋家輝負責劇本，相得益彰，合作愉快，由此造就了一個輝煌時代。

　　我在TVB時就听到有一個人叫韋家輝，編劇裡面最厲害的。 那個時候很多編劇寫劇本過來，我都是改到一塌糊塗，甚至就是重寫，但是有一次一個劇本我是改動不多的，就是韋家輝寫的，我拿著就覺得真的不錯。

　　他有和我講《和平飯店》，我聽完之後覺得非常好，不用改，但是到我去看電影的時候，發現和原來的劇本不一樣了，他說真的很難過，這個讓他改那個讓他改，給了很多意見。

　　所以我做他《一個字頭的誕生》的監製，就覺得應該給韋家輝全盤自由，不管怎麼全部都讓他決定，我去現場看他拍：一個鏡頭倒轉過來。 我心裡想怎麼會這樣？ 想阻止，但我和自己說不行，我說過要任韋家輝去做，於是就轉頭和工作人員說，韋生要做什麼你們就做什麼，無論什麼情形。 所以他就拍了那麼一部很怪雞的電影。 劇本時候是很好看，經過這個導演手法之後，又變了另一個東西出來，很經典，我想香港電影很難再有機會拍一次了。

　　韋家輝在銀河映像沒有股份、沒有職位，但是他就像銀河映像的靈魂，沒有他，可能就沒有今天。 但韋生不講股份、名譽這些，我們合作主要是講電影，電影本身是最重要的。 他也不是常常在銀河映像，他有其他工作，我需要他幫忙的時候就找他寫一寫題材，真正我們倆個人走在一起長時間合作就是從2000年的《孤男寡女》開始，我們倆個比較容易去溝通，大家像在同一個學校出來的一樣，分工上面，很容易就溝通清楚。

　　我們的合作方式一般是，有一個想法我們兩個就開始聊，研究是商業電影還是比較自己的電影，然後韋生就去度劇本，遊乃海去寫，然後我去拍，我每天拍完的鏡頭，就由遊乃海帶給韋生去看，看是怎麼一個感覺，好的東西我們就繼續發展，不好我們就改變……就差不多這樣模式做了十多年。 互相尊重的程度都很高。 韋生對我的拍攝，我對韋生的劇本都是過去十幾年雙方對對方了解很清楚。


　　我們有合適的項目就一起做，不合適就各自做自己的，沒有太特別的原因，我離開中國星之後，中國星仍然需要繼續拍賀歲片，賀歲片最好的導演就是韋家輝，所以就找他了。 《龍鳳鬥》的隱士就是他過來幫我。

　　5，個人品牌杜氏創作之秘訣

　　銀河映像縱橫江湖十五年，公司最大的財富莫過於製造了一批“品牌”，譬如“黑幫片”、“槍戰片”、“愛情喜劇”、“銀河作品”……而其中最大的一個品牌莫過於杜琪峰本人。 杜琪峰之於銀河映像，就相當於陳近南之於天地會，實屬教父人物。

　　90年代至今，杜琪峰在金像獎金馬獎屢奪大獎，到了新世紀更是逐漸將影響力擴大到歐洲海外，其作品風格獨特，甚得業界讚許。

　　銀河早期，我的時間都和導演一起。 比如和遊達志拍《兩個只能活一個》、《暗花》，我天天都在現場，其實是和做導演一樣，指導怎麼拍，錢怎麼使用。 《最後判決》和《恐怖雞》那幾部則沒有一直在現場，是他們拍回來給我看。 遊達志拍戲時比較難控制那些演員，後來游達志覺得拍電影很辛苦，就放棄了，我說OK放你出去做你喜歡做的工作……

　　《攝氏32度》是港產片，只不過是韓國的投資；《再見阿郎》在製作上面是完全反英雄，我覺得不同的英雄有不同的遭遇，某程度上面一個落難的英雄要背負的東西更多，要改變自己更多，但是否能改變還是得看自己；《真心英雄》的原創是韋家輝，動作的電影市場比較好，外面地區比較喜歡，在那個創作上面，要重新兩個男主角變成稱兄道弟。 搞這個是商業多一點，當然商業上面也很有我們的風格。

　　《全職殺手》是劉德華告訴我有一本書他想拍，於是我就找韋家輝去改編。 一看那彭浩翔的書，哎呀，他就是偷東西，亂抄電影的橋段，他還說他訪問過殺手，根本哪有殺手……韋家輝一看說這個怎麼改，後來就是劉德華要拍，我們就去搞。

　　我拍電影根本沒有劇本。 王家衛也沒有，區別就是中間我去拍了別的戲，他沒有(笑)。 我想的東西比較多，到頭來可能一無所有，我感覺王家衛他是一直在磨，進一點，然後再磨，再進一點。

　　有些電影，我覺得就是玩具，像積木有空就砌一下。 有些電影不行，要快。 《奪命金》就是很個人的電影；《ptu》是我有一些點子所以就先拍出來，中間我拍了其他幾部電影，有空就拍拍，所以時間拉得很長；《放逐》演員的檔期有時候不合就拖了，《文雀》也一樣，想清楚了再繼續；《蝴蝶飛》完全是一個嘗試，拍了許多男人的電影，就希望拍一部女性的，劇本也不改，想嘗試一下不改東西我會怎麼處理；《鐵三角》是玩的，徐克說三個人不如一起玩，但聊了很久都沒動，我說真做的話徐克明天就開工，林嶺東就接上，然後我再結尾……

　　《孤男寡女》是我在開車時候聽廣播，一听就聽完半小時，於是就打電話給電台，問能不能賣給我拍電影，那片主也很高興。 劉德華和鄭秀文沒有合作過，他們兩個很搭檔的感覺，就起用他們，當初我估計會是不錯的票房，但想不到會那麼高，差不多到了全年最高。 最重要還是韋家輝改這個劇本改得非常好，也把鄭秀文這個角色塑造出來。

　　說起來其實都是因果問題，銀河映像不去發展一些商業電影，就沒機會去拍一些你鍾意的個人的電影，不拍賀歲片，就沒機會拍《PTU》《文雀》《放逐》。 拍一些商業片，起碼投資人對你有信心和期待，自己想拍的電影，投入其實不高，《槍火》、《文雀》《PTU》等影片投入資金就幾百萬，但賣埠在很多市場都很好，賺了很多錢——因為很便宜，反而還穩定。

　　經過海外影展，其實讓銀河映像在海外的聲譽提升了很多。 我們的班底外國的影評人很多都有提及，不是只提杜琪峰。 十年影展的過程裡邊是令到銀河映像開闊了它的市場，也令到我們投資的人提高了收入，在國外多了賣埠。 法國做得比較多大銀幕，因為法國比較容易接受外國的文化，荷蘭德國就比較難，其他比較多DVD的發行。

　　6，未來計劃進軍內地之調整

　　隨著香港影業萎縮，內地電影迅猛發展，香港許多製作公司紛紛選擇北遷。 銀河映像有著外海市場優勢，可以一段時間選擇未進內地，但畢竟大勢所趨，觀望多時的杜琪峰，經過不斷調整，也開始了他的真正遠征路。 而第一部便是他和韋家輝擅長的都市愛情喜劇《單身男女》。


　　向華強重出江湖

　　新世紀中國星花了太多錢在電影上，虧得太多，所以向先生就決定去澳門開賭場，這幾年做得很好，可能明年又要拍電影，他已經和我談過幾次，要拍幾個比較大的製作，我答應了，但因為我的時間都排到2013年，所以最快就是明年。

　　《龍城殲霸》和《黑社會》第三集

　　《龍城殲霸》是講九龍城寨的故事，但因為很多香港電影已經用了這個名字，所以需要改。 說的是戰後香港黑幫怎麼強大下來，黑幫怎麼發展，有一些歷史的東西做為電影整個的架構。 《黑社會》是97年回歸以後，我感覺，香港經濟等等都有許多記載，但沒人會寫黑社會會怎麼樣，可是黑社會又佔了很重要一部分，英國時期，香港黑社會很嚴重，但97之後就變得很靜，變得很乖。 我作為一個電影，覺得作為一個時代的記號、記憶，值得去寫，所以我就寫了大概十年黑社會變化的概念。

　　《黑社會》之所以是04年才拍，是因為需要到04年才能看到整個事情發展得怎麼樣，我自己都希望2014或2015年拍第三集。 回歸20年，重新去看黑社會的變化。 這小小的變化片段給民眾，政府不記的。

　　其實我拍了差不多，四五個小時，有很多都沒有用到電影上，但不是全部一起拍，有些是後來才拍。 有些太敏感都剪了。 內地版的結局不是我拍的，是發行拍的。


　　《單身男女》

　　這個想法是這樣的。 去年年初我和韋家輝就覺得是差不多時候國內可以拍都市浪漫愛情喜劇。 最大原因是這十年發展，國內的大城市開始成熟，可以接受都市形式的愛情，我們就覺得今年不如試一試這種港式的處境比較輕的喜劇。 想以此知道內地人的口味是怎麼樣的，這樣可以進一步嘗試拍警匪片等等。

　　選擇古天樂吳彥祖一是他們非常合適，二來香港人才不多，雖然他們拍過一些槍戰片，但沒有合作拍過這類型愛情的戲，其實大同小異，只不過不用槍，用情而已。 而高圓圓我是在戛納看她和王小帥的《青紅》，覺得她挺有意思的，沒土氣很現代的感覺。 去年我覺得這部《單身男女》很適合她，但不湊巧，她弄傷了腰要去醫院做手術，於是我就等幾個月後她好了，才開始拍了這戲。

　　我們拍戲是沒有劇本的，開始高圓圓覺得奇怪，不適應，後來她和我們說，比她剛看劇本那些要改得好了許多。 我們這個故事的ending是沒寫出來的，直到我們去蘇州拍才寫出來，之前讓他們都不知道誰追到誰追不到。

　　我和韋家輝都說，《單身男女》是銀河映像真真正正進入國內市場的戲，不是以前那些拍完之後又被剪到亂完的戲。 很幸運的是，一個鏡頭都沒剪，保持了原汁原味。


　　重慶打黑

　　香港電影進內地被閹割，是一個不健康情況，對創作人也不公平，對電影局也不公平，因為你不是給一個完整的劇本電影局，所以這幾年我們就嘗試，要么就去國外，要么就合拍，我的看法是，如果真的是有合拍的需要，就要維護好合拍的規矩。 國內和香港不一樣，就算做宣傳，我們在香港一兩個記者會就行了，國內你還得跑北京上海廣州，太大。 有自己的規矩，按照規矩，通過了再去拍，我以前一部電影6個月就搞掂了，現在可能是需要一年的。

　　面對國內市場，我們第一個項目做了《單身男女》之後，第二個項目可能會找尋一些內地觀眾喜歡的電影，但不會像我們在香港一樣做事方便，某程度上，題材是需要作出一些調整的。 我們也希望去看到《單身男女》的結果是怎麼樣的，然後才繼續去拍一些警匪片，警匪片是很重要的。 我們如果探討這個成功，就會探討一些比較大的警匪片的市場。

　　像《大隻佬》內地的版本，因為宗教、佛教、日本等等問題，就抽了出來，就變成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在大陸上映，有記者就問我這是什麼戲，我都答不上來，因為戲都不是我改的，是發行的人去改的。 國內的版本是不用理的，它是一個發行需要。

　　我們是非常想去拍重慶打黑，問題是現在政治味道越來越濃，我們搞了半年時間都會遇到很多問題，是不是主旋律的電影？ 是不是商業上的戲？ 比較難平衡。 我們會繼續搞下去，但機會率就不是很高，因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