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

中學時期便立志進入傳媒，起步於中大新聞及傳理系，畢業後在《明報》擔任突發記者。在年多的生離死別新聞衝擊下，陳寧發現自己其實想寫更深入的人物或專題報道，於是暫別傳媒，遠赴英國修讀社會學碩士。

在取得碩士學位後，她回港加入《經濟日報》的副刊，過了一、兩年穩定的生活後，體內的不安分子再次騷動，這次，她去了台北旅居兩年，後來再到巴黎學法文修讀法國文學。大學畢業後她就這樣倫敦、台北、香港、巴黎輪流轉。

在城市間流轉使得她血液中混雜了抽離感，其間，她不間斷地寫作，為內地、香港及台北媒體撰寫專欄，討論時事、觀察城市、細味生活，有溫文有批判，練就一種個人風格，也博得不少掌聲。內地讀者多認識她是塵翎，這名字在內地傳媒用了八年，算早期進入內地媒體寫專欄的香港人。


轉載自2010年12月讀書好，陳寧blog
 



讀書好（以下簡稱讀）：你以前是一名記者？


陳寧：中學時已立志要做記者，很自然地就選了傳理系，畢業後，理所當然地做了前線新聞記者，年多後發現自己想退下前線，於是做了副刊。


廿多歲時仍在摸索階段，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於是到了英國讀社會學，想想是不是可以在學術方面發展，這個Master對我影響很大，讓我對這個世界有更深層的認知，當時我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後殖民，教授頗認同，要我留下來讀PhD，但我覺得沒有一個問題讓我想深入去研究。而且我個人也貪新鮮，喜歡變來變去，坐不定。要我面對一個問題幾年，我是受不了的，於是又回到副刊工作。


一、兩年後，我又想是不是就這樣在傳媒終老？我想換個地方生活，這次去了台北住了兩年，繼而到巴黎學法文和法國文學。因為巴黎讀研究院是免費的，只要你考得上，即使是外國學生也是一視同仁，學了兩年，後因事又回到香港。





讀：八年前你就已經在內地寫專欄，這個機遇緣起何事？


陳寧：在香港我一直從事寫作，在副刊寫人訪、做讀書版主編，認識了些內地朋友，2002年開始在內地的《書城》及《21世紀經濟報道》寫專欄。

那時內地傳媒經歷天翻地覆的變化，希望有更多西方思潮及外地視野，我作為一個外地作者便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資訊，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反應頗好，如果說是出道，那時候便算是了。

當時的內地傳媒正在開放市場，有很多新版面新變動，也很理想主義，頗依賴外地作者的供文及觀點。在《書城》寫的是城市生活、觀察，較個人及感性的事；而在《21世紀經濟報道》寫的較多是文化評論、社會評論、時事視野等。

所以我是「出口轉內銷」的例子，先在內地寫作，後回流到香港及台灣的，那時我在台北生活，也就是靠香港、內地的專欄及Freelance來生活的。

在台灣生活的時候，不知不覺間建立了港台文化圈的關係，在版面上也發展了讀者羣，現在在內地很多人都只認識「塵翎」這個筆名。2005年，寫了三年專欄後，內地一間出版社說想結集我的文章出版，於是有了第一本書《六月下雨七月炎熱》。後來陸續在香港和台灣出版《八月寧靜》和《風格練習》。





讀：你反而是先在內地出了書，才回流到香港然後到台北的？

陳寧：對。在台北生活那兩年間，認識的朋友建立起一個文化圈基礎，許多都是出版界的朋友，《風格練習》能在台灣出版其實我是很高興的。小時候開始就看了很多台灣的書，反而沒看那麼多內地的書，和台灣的距離似乎很近。小時候喜歡的台灣作家沒想到長大後可以互相認識，甚至變成生活中的朋友，像前輩周夢蝶現在就像我的祖父，所以在台灣出書感覺好像回家。




讀：你開始寫專欄就用了塵翎這筆名？

陳寧：因為當時在香港一份報紙工作，不方便用真名，於是用塵翎做筆名，後來讀者都認識了這個名字就延用至今。在香港出版《八月寧靜》時，牛津出版社編輯建議我用真名比較好，才多用了真名。

但內地仍有很多人不知道陳寧就是塵翎，出席內地一些文壇飯局時特別明顯，有的人以為塵翎是男人，可能有些文章寫的批判味道較重，但其實我不會用行文風格來判斷作者的性別。





讀：後來出版的書內容都是從專欄結集而成的嗎？

陳寧：主要是第一本。有的作者很排斥專欄寫作約稿，不喜歡被催促交稿，但我反而相反，主要是你如何看待這個平台，是它來用你還是你去用它。

我會當專欄是一個發聲平台，我的創作不受這個平台規範。其實我很感謝編輯們追稿，有些題目是我自己寫的，有些是編輯們約稿，拿個題目來問我有甚麼意見、有何看法，於是我就寫了，但風格就不會固定為評論，雖然每月交稿，但那是一篇散文，當中也有是文學性的。

這些編輯約稿和平時一些個人創作，都會被收錄在書中；反而在香港報章寫的專欄較少收錄，香港報章的專欄是我去回應一些社會事項的平台，不是一篇創作，所以也不會結集這些文章，因為我覺得這些文章的載體是日報。





讀：散文或短文或評論不同小說創作，好像比較難定期寫作。像小說有個故事框架，作者可以設定每天文字進度，故事可一天天發展下去，但寫散文、短文或評論都是由生活中一些事件激發而起的寫作興致，比較難為了出版一本散文集，而定下每天都要為這本書寫的內容目標。

陳寧：對，多數都是累積得來的。

像《八月寧靜》第一部分寫巴黎這城市的觀察就是為《書城》所寫的城市系列，每個月出一期就有目標地每個月寫一篇。雖然我也算是主動和勤奮的人，但有時候還是會疏懶，如果有一個固定的出版平台需要定期供稿，就能保持在一個寫作的狀態。

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練習」這個概念，我們叫做「熟能生巧」，寫得多自然就懂得寫了。

很簡單，很多技巧都需要不斷練習才能熟習，寫作也是，如果十年都不寫一篇文章，突然提筆就會發覺寫作很困難。

如果每天都寫就會習慣將思考變成文字這個動作，其實寫作是很講Discipline，很講求自律，包括定期的練習，是一種Regular的勞動，要有節奏，每天都做的時候，就自然變成你的一部分。

文字是一種工具，不用就鈍了，熟練了這個工具後，寫作時就不用特別去思考這個工具該怎麼用。寫作很重要，這八年來的寫作對我來說，就一直是個練習，也是我思考的一種沉澱。

現在的專欄佔我寫作數量的三成，它是我參與社會的平台，其他部分的寫作是比較私密的，累積後也會出版，也會試着寫小說，可望明年出版短篇小說。其實心裏也有很多題目和念頭，文體只是一種格式，有些念頭適合用散文就用散文寫，有的適合小說就寫小說，甚至有些音樂練習可以用詩表達的也會嘗試。




讀：網上有一段與My Little Airport合作的音樂，你寫詩也唸詩，怎麼突然有這種玩法？

陳寧：那時候阿P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玩，我寫了三首短詩合成一首《藍白紅風格練習》就給了他，一拍即合。他的音樂很好，很有感覺，也蠻受歡迎，內地很瘋狂，他們很喜歡這種風格，有法文有廣東話，我特別高興是他們聽了這首詩音樂後，覺得粵語很好聽。




讀：在台灣居住的時候也是靠寫專欄維生？

陳寧：當時在《經濟日報》有個每日專欄，算是固定的收入，再加上為內地幾份報紙寫週報、月刊的專欄，也幫台灣的《中國時報》、《誠品好讀》、香港《號外》寫過一些人訪，其實機會蠻多。幾年傳媒經驗，一來讓我認識了這個世界，再者也建立了一個很好的人脈。




讀：這些年的傳媒經驗看來令你得益不少。

陳寧：像在《明報》做突發記者時，短短年幾內，便見識了很多生離死別，意識到生命的無常。

小時候看了狄更斯、D.H. Lawrence、雨果等，很早便在這些經典中看到人性的正義、悲憫、同情、人世間的悲劇等，現在回看，原來我在很早前已種下這種人文關懷的意識，所以做記者時，也有些理想主義夾雜其中，也因為記者這個身份接觸很多達官貴人，見識這些人的嘴臉，很真實意識到風光背後的黑暗，因而對正義有追求。

所以我覺得在傳媒的訓練對我來說很重要，一方面對我理解人性、人生、社會的真實，以及社會中對公義、人道的追求等，變成我生命的基礎。另外在這行中，認識了很多人，對我後來寫作、出版都有很大幫助，我是幸運的，在不同階段都遇到很多幫助我的人。




城市觀察

讀：你在內地、香港、台灣都會發表文章，自己在寫這些文章時，會不會因應地域不同作出調節？


陳寧：其實會的，像台灣是文學性比較強，台灣對文學和文字的要求比較Sophisticated，他們有所謂的文學圈、文壇，副刊、文學雜誌的文學性也比較強，自有一羣「見慣世面」的文學讀者，所以在台灣寫會覺得安心，覺得自己會在一個文學氛圍中找到共鳴，因此也寫得比較放。

一些比較實驗性的東西，在內地或香港寫出來或者會比較沒人注意，在台灣就可能會有人關注。香港雖然較自由，但追求文學、追求純正文化，卻始終是小圈子，社會對文化人的尊重仍然不足。

台灣整個社會是很尊重文人，在政治上，文化人是有其地位的，像周夢蝶病了馬英九會去探望他。香港就會尊重有錢人、地產商，文人在這裏是孤獨的。

但孤獨也有其好處，你明知寫文章未必能取悅到大眾，但仍去做的時候，就變成這是為自己而做的，反而更加清醒。所以我蠻喜歡香港這種純粹，因為你已經放棄了功利的追求，純粹為寫而寫。


內地就很奇怪，它很大，好處是香港容納不了的小眾在內地依然能生存，比如在香港只得幾百讀者的作品，在內地或許變成成千上萬，已經足夠生存。

但另一方面內地封閉了十幾廿年，文化被摧毀，內地仍停留在鄉土文學的書寫，對於城市書寫仍未成熟，他們的城市仍在建立中，像上海世博在強調城市，但對於在香港、巴黎生活過的人如我來說，對城市已有一個全面概念，已經在書寫觀察第三階段的城市，但內地依然停留在第一階段，對於第三階段城市生活的現代感性仍未能細緻了解。

當中的分別在於一些很細微的生活細節上，你試想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的集體生活與一個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集體生活是不一樣的，即使大家都在用iPad，都會吃麥當勞，但分別在一些深層的看法和生活的感性。





讀：所以在內地寫東西，自己心中也會有一把尺吧？

陳寧：很明顯大家都會知道哪些話題能講哪些不能講，政治上一些地雷大家都知道，即使你寫了編輯也會把關。

最近一兩年我為甚麼沒有在內地寫，是因為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明明是在自己國家，對很多事情想講想去批評，卻偏偏不能講，或者寫了也不能見報。

在內地少寫一些敏感評論有時也是為了編輯們，我們所謂境外作者責任或許較小，被懲罰的是報社是編輯們。內地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言論自由，對於一個作者來說，沒有創作自由、言論自由就是一段打交叉的路。






讀：現在網上平台也很發達，會不會有幫助？

陳寧：其實沒分別，共產黨很懂得做一些門面功夫，他有些底線你觸碰了他就能封。在微博前有飯否網，曾經也很紅，但就是因為太火紅，聚集了很多異見分子，結果就被封了。所以新浪微博現在就做得很小心，一見到不對就刪，它不想失去整個平台。

我在天涯網發不了的文章在微博同樣發不了，表面的開明都是假象。問內地任何一個前線新聞從業員都不會覺得言論自由是放鬆的，反而覺得是收緊了，用不同方式收緊了。

不要看到有韓寒、艾未未出來就以為是開放了，其實沒有的。甚麼時候會開放，不知道，這個國家就是太多未知，你完全不知道有何走向，會發生甚麼事，何時何刻會因為言論而入罪，不再可以寫作不再可以出書。

我內地有不少朋友都有種無力感，甚至會有虛無主義，過一天算一天，為甚麼現在很多生活的書都受歡迎？就是談生活就夠了，不用談政治，在微博上談穿甚麼、吃甚麼，將注意力放在這些事上就可以忽略一些大事情。

有次跟小宇談起，覺得我們是沒有明天的一代，外表看好像很風光，又奧運又世博，但愈是這樣，矛盾和衝突就愈大。但作為一個寫作人在內地一方面很苦悶，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寫作的素材，現在不能寫不代表以後不能寫，累積着總有用處，所以陳冠中回來就對了。所以我也鼓勵現在的年青一代可以到北京、上海住住看，體驗一下真實的人生。





巴黎街頭的書店，體現當地文化風格。（圖片由陳寧提供）




讀：那他們應該很難適應。

陳寧：對，香港太舒服了，但作為一個創作人，內地實在有太多東西可以看，有些事情在我們的城市已經不會發生的，在內地仍然有。

那種張力、不安、落差可以令創作人得到很多靈感。把自己豁出去，去感受，不必融入，有抽離感反而好，像陳冠中一樣，如果和他們完全一樣便寫不了《盛世》。

格格不入是好的，太投入是沒辦法去書寫，太抽離又不到肉，最好是能掌握自己離開的能力後便去投入，盡量感受後再抽離出來書寫。以前我們畢業要到歐洲、美洲體驗生活，現在我建議年青人可以回內地看看。





讀：與你八年前開始在內地寫專欄的時候比，現在有甚麼變化呢？

陳寧：2002年開始在內地寫作時，多一點介紹性質的內容，批判性較少，因為主要是他們當時對外地的東西較少深入認知，講批判或許還未能理解。

現在他們有很多渠道可以接觸西方的思潮，接觸現代文明社會的訊息，新一代其實追得很快，他們可以跳過傳統媒體，擴大自己的接觸面。

尤其八十後一孩政策，他們完全有自己的宇宙，在一個沒甚麼傷痕的社會中長大，中國抬起頭時，他們更加能夠抬起頭，但同時亦會意識到中國的不足和別人對他們這一代的看法，知道如何去反省。我現在寫可能會是針對內地情況的批判文章，他們認知層面擴大後，大家的頻率就可以對得上。





讀：你住了這幾個城市，寫了這些城市，哪座城的文化氣息最好？

陳寧：如果華人城市來講，台北當然是最濃厚的，但以我個人來講，巴黎對我的吸引力最大，但並非說倫敦、紐約就不好。

巴黎對文化的尊重是很日常的，在細節中體現，也因為我與這個城市特別有緣，我喜歡的一些文學前輩、偶像，不是生於巴黎就是死於巴黎或葬在巴黎。

香港其實是不差的，只是對文化的尊重不夠，香港的文學人、文化人一點不比其他地方差，純粹是這個城市的價值觀問題、定位問題。

香港把自己定位為金融城市，但巴黎從沒有把自己定位成商業城市，巴黎非常Proud of自己是文化之都、藝術之都。一旦被上海、新加坡在商業位置上超越，香港就會很緊張，但巴黎則關心倫敦的文化藝術會不會追上來。

巴黎、倫敦已經不用再提甚麼金融一線城市，這些在他們那裏已經Establish了，她們已經進階至講求生活品味，要做美學的領導、靈魂的領導。香港仍在擔心自己不是一線金融之都，忽略了文化上、藝術上的栽培。

上個月我到倫敦，看到一份報告，香港的文化交易市場其實僅次於巴黎、倫敦、紐約，排名第四，有生意做便有文化。香港倒轉了，搞西九文化區都會想這是不是一盤生意，但巴黎是有文化就有生意。






讀：那你在香港會不會很失望？

陳寧：不會，如果那麼容易失望就很多事也不用做了，我盡量不被外界影響。

雖然香港有其不好的地方，但我會想如何可以去改善。很現實的，就算我喜歡巴黎，她當中也有些東西是我不喜歡的，即使你去西方一些很理想的城市，也有千百樣缺點。這始終是自己的家，想的是如何改善缺點，而非因這些缺點而嫌棄她。





讀：你住過這些城市，這些經驗對你的影響有多大？

陳寧：我想這些都變成我的生命。

我一直強調旅人Traveler這個身份，Traveler指的非一定是地方，是心靈上的一種游離狀態，即使在香港也可以抽離。

我會覺得人生其實就是一段旅程，每個人在不斷轉變角色和位置，不是真的City to city，而是Travel in my life，生命是階段性，個人不斷在轉變，視線也在轉變。

我在異鄉生活的經歷，令我對人生的無常、變動感受更深刻，也是因為我不斷在變動，視點是對照的，會有比較式的看法。比如當我在看北京、上海的同時，也會看倫敦、巴黎，永遠用一個參照式的視點去觀察，永遠是不安於室的，是流動的，不會是固定的視點。






旅行式閱讀


讀：除了旅行外，對你影響至深的另一件事是閱讀吧？

陳寧：不久前，內地一份報紙探訪我的書房，聊起我的閱讀史，我慶幸很小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喜歡看書，小時候不能經常出去旅行，所以閱讀就是我的旅行，透過閱讀就能離開我日常的生活，從書本中看到另一個世界。

我少女時代的閱讀是一些經典，或是人文色彩濃厚的作品，如狄更斯、雨果等，書中人文精神、悲憫、同情、公義或邪惡等，很早構成了我的性格，讓我對人道主義甚為關注，這是從小便從閱讀中浸入體內的。

我覺得早年的閱讀就是這樣塑造了我的性格。後來也讀了社會科學上的一些經典，訓練我的思維冷靜和客觀。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我也是有影響的，令我可以抽離一點。我也喜歡讀詩，詩歌就可以令我在文字美感上有一種追求。這些閱讀和旅行相信也塑造了我文字上的風格。





讀：你小時候就已經讀經典了？不同年齡階段會不會有不同的閱讀內容？

陳寧：會有的，小時候就甚麼都讀，台灣的許多作家像大家都看的白先勇，還有《水滸傳》之類的，漫畫版或其他，甚麼都看。

而比較有系統地閱讀是在我中學階段，看不少英文原著，如剛才提到的那些作家，一些英美經典、日本文學都是在我中學時代閱讀的，一方面為了應付考試、學英文，想早點學會省得煩，關孚Penguin出版的一系列書都看過了，因為這些書在圖書館容易找到。當然不是全都看得明白，但後來再閱讀就又多懂了一些，到大一點才接觸拉丁美洲的作家。






讀：現在就甚麼書都看了吧？

陳寧：現在甚麼書都看了。而我特別喜歡法國文學，當時在法國也修讀過，有一批作家特別喜歡，在上個世紀的作家包括杜拉斯、Raymond Queneau及一堆新小說或現代作家。例如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以前讀的翻譯本只是讀了故事，後來學法文後再用法文讀過，才發覺當中文字技巧的高超，就更加喜歡。





讀：有沒有哪些閱讀令你覺得有明顯的改變？

陳寧：我覺得這是一路累積的。我在台北住了兩年，雖然有做Freelance，但另一方面主要是在閱讀，兩年很密集地讀了很多第三世界的文學，有時候遇到一些作家會像突然為你打開一道門，不止作家，有的甚至是電影、導演，像初遇高達的電影時，突然讓你看到另一個世界。

我仍然是我，但可能就是看的東西突然開闊了。

又譬如看卡夫卡，最多人最容易讓卡夫卡震懾的。所有人說「卡夫卡社會」就是《審判》中描述的社會，有一天你起床發現被人捉了，每天要到一個地方報到，但找不到負責人；這種情況放在中國也是一樣，趙連海一覺睡醒就被關起來了，每天不斷有人來問你問題，你要不斷為自己辯護，對這種高層次權力的無所不在和人的無力，卡夫卡全寫了。

我看完《審判》後呆了幾天，醒來後就發現這個世界不再一樣了，看事情的角度會不一樣，也會更深入。

早幾年用法文看普魯斯特也是一樣，以往只是一道小門縫，看完法文原著後突然就中門大開了，你可以從中取得你生命中需要的元素。我覺得我所喜歡的文學或藝術都有這種功能。